鱉溪作為秀姑巒溪的支流，除了提供在地居民灌溉用水，還孕育了流域內多樣化的生態——「鱉溪」顧名思義，正因中華鱉在此地出沒而得名。除了鱉群，鱉溪還是臺灣特有魚種菊池氏細鯽，以及會從大海洄游至中上游產卵的日本禿頭鯊的棲息地。
然而，隨著當地的發展，鱉溪流域上的人造物也日漸增多，在短短16.91公里的河道上，足足造了23座攔河堰。儘管這些人造設施方便了人們取水灌溉，卻也攔腰斬斷了水生動物來往的路，更破壞了河川原有的生態。不論是難以尋覓棲息地的鱉群，或是當年隨處可見的菊池氏細鯽，還是再也無法回到上游產卵的日本禿頭鯊，曾經多樣化的生物群，漸漸在鱉溪絕跡。
跨域共學，放下身段聆聽在地聲音
為了讓鱉群重回鱉溪，管轄鱉溪流域的水利署第九河川局曾在2018年規劃了3000萬的預算，以「鱉稻共生」作為方向，預期在鱉溪實行環境營造工程。在規劃即將定案之時，第九河川局向當地居民舉辦了一場說明會，然而由於環境工程的設計過於人工化，這項計劃並未得到民眾的支持，甚至擔憂會否進一步破壞鱉溪已經嚴峻的生態環境。
當時剛上任的第九河川局局長謝明昌看到了居民的疑慮，因而決定叫停環境營造工程。被問及制定好的計劃案全盤推翻、一切程序得從頭來過，九河局會不會覺得是一個艱難的決定？謝明昌局長如此說到：「在規劃階段多花時間沒有關係，只有在初期和民眾達成共識，後續執行才會順暢。」
在與當地居民的溝通中，九河局瞭解到其實民間已經凝聚了一股力量，想要改變鱉溪、為她盡一分力，對於鱉溪的未來也有許多具建設性的想法。謝明昌局長提到，政策不能只是從上以下地執行，必須與民眾充分溝通，才能讓政策切實和順利地實行。因此在鱉溪的治理上，九河局決定採用公部門和民間團體合作共治的模式，藉由成立各有關部門與民間跨域共學的溝通平台，相互討論、彼此傾聽，以在各方的想法中找出對鱉溪最好的共識。
TIMOLAN生態園區，從13到3000的努力
經過與居民多番深入的交流後，鱉溪復育計劃制定了四個目標：還石於河、還水於河、還地於河、還魚於河。鱉溪的左岸有一塊高灘地，在復育計劃的過程中被徵收。九河局與在地民眾研討過各種可能性，最後決定循「還魚於河」的方向，將這塊高灘地改造為保種復育基地，並命名為「TIMOLAN生態復育區」。「TIMOLAN」源自阿美族的語言，意為「低窪之地」。
園區以復育菊池氏細鯽作為目標，在地方推動鱉溪復育主力張振岳老師的協助下，規劃了三個生態池，分別為復育幼魚的復育池、放置成魚觀察的保種池，以及預防外來種因大水蔓延進入其餘兩池的控制池。
生態園區規劃完成，萬事俱備，卻缺乏了最重要的一項要素——復育需要的種魚，但在鱉溪裡卻找不到足夠合適的菊池氏細鯽作為種魚。謝明昌局長回憶當時的情況：「民間團體在鱉溪找了好久，也只能找到三尾。」所幸張振岳老師後來找到嘉義大學的賴弘智教授，他們早期在鱉溪採集過魚種，而對方也相當慷慨地送出一部分菊池氏細鯽用於復育工作。
經過多方不懈的努力，TIMOLAN復育園區收穫了豐碩的成果，最初復育區內只有13尾菊池氏細鯽，而如今的數量已經超過3000尾。
公部門下放資源，由共治向自治的鱉溪
鱉溪復育工作的成功，河川局對於這種公部門與民間合作的模式大力肯定，因此也逐步將這樣的策略擴展到其他河川流域的治理上，例如後來馬佛溪、木瓜溪等河川的治理計畫。而考量到人力、相關投入資源的限制，第九河川局也正計畫逐步撤出已然獲取一定階段性成果的鱉溪計畫。
在這樣的情況下公部門又如何確保鱉溪日後的治理能繼續維持？對此謝明昌局長強調，公部門往後的角色會從主導者轉換成支援者，退居二線，然而並不代表完全撤出鱉溪流域的治理，河川局與民間團體在此前的合作中所建立的溝通管道，仍然會維持聯繫。
鱉溪復育雖以「還石於河、還水於河、還地於河、還魚於河」四部曲作為階段目標，但復育工作最終希望能「還溪於民」，將鱉溪歸還給在地社區。因此在官民合作的過程中，也公部門也持續協助民間團體熟悉治理程序，以及掌握可連結的資源等，藉此強化在地的力量，使鱉溪復育從「共治」順利走向「自治」。
鱉溪復育並非朝夕之事，唯有攜手能成功
鱉溪的復育工作自2018年開始，到今天已經走過了四個年頭。對於第九河川局最初定下的「四還」目標，都已順利地達成了——曾經被搜刮一空的大石頭，重新回歸到鱉溪的河床上；上游的污染源頭得到解決，讓鱉溪的水能再次孕育生命；在攔河堰修築人工魚道，也終於能讓魚群重新踏上被切斷已久的洄游之路。
雖然鱉溪的復育工作取得了纍纍成果，然而河川復育並非一年、兩年就能達成，鱉溪要真正回復到以往的樣貌，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。不過只要所有人仍然懷著一顆為鱉溪盡一分力的心，相信假以時日，鱉溪必定能再度成為那條生機勃勃的母親河。
封面照片提供：天賜糧源公司
